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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主义人格_中文版译序

来源:鳄鱼 时间:2020-06-15 点击:

中文版译序

 1944 年 5 月,美国犹太人委员会(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邀请了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美国学者,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关于宗教与民族偏见的会议。会议期间,与会者制订了一项研究计划,以便解决当时的一个主要问题:偏见。……他们制订了两种研究标准,一种研究标准所涉范围较窄,主要针对社会教育遇到的问题,例如,人们对当时社会生活中若干重大事件的反应,以及对大众传媒在报道团体之间关系时所用方法和技术进行评价。另一种研究标准属于基础研究,目的是充实该领域内的知识体系。

 上述两种研究标准由许多子课题所组成,其成果为五部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它们分别从某个侧面阐释偏见的因果关系:第一部著作是由贝特尔海姆和贾诺维兹(Bettelheim and Janowitz)所撰的《偏见动力学》(Dynimics of Prejudice),主要探讨退伍军人的人格特征与其偏见的关系。第二部著作是由阿克曼和贾霍达(Ackerman and Jahoda)合著的《反犹主义和情绪障碍》(Antisemitism and Emotional Disorder),该研究以一些来自不同行业的个案为基础,分析其意识和理性之下的因素对个体权利主义人格的影响。第三部著作是由马辛(Massing)所撰的《破坏的彩排》(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主要分析社会情境与偏见的关系,因为个体所处的社会情境直接制约着个体作出的反应或个体表现的心理倾向。第四部著作是由劳温塔尔和戈特曼(Lowenthal and Guterman)合著的《骗人的先知们》(Prophets of Deceit),主要研究煽动者如何将业已存在的偏见和倾向转向成某种学说,并且最终导致外显的行动,其中包括煽动者的作用、煽动者的鼓动技巧,以及使萌芽状态的感觉转化成特点信念和行动的调节机制。第五部著作就是这次被译成中文的《权利主义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它由西奥多·阿道诺和埃尔斯·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Theodor Adorno and Else Frenkel-Brunswik)等人所著。

  一

  西奥多·阿道诺(1903—1969)出生于德国,求学于法兰克福大学。1931 年,他因撰写有关克尔凯郭尔(S.Kierkegaard)的学术论文受到法兰克福大学一些权威的首肯而被聘为法兰克福大学的专题讲师。由于纳粹在德国崛起,他离开了德国,移居英格兰,执教于牛津大学。不久,他仿效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位友人侨居美国。1938—1941 年间,他曾受聘于纽约社会研究所。1941—1948 年间,他出任普林斯顿·拉杜克社会研究项目课题组组长,专司权利主义的研究。1948—1950 年间,他受聘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社会歧视研究项目课题组组长。

 阿道诺的研究领域涉及心理学、哲学和音乐社会学,并因此而闻名于学术界。早在 1936年,他曾就家庭与权威的关系问题进行过研究,并著不论著。这一论著为他后来进行权利主义人格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在承接普林斯顿·拉杜克社会研究项目时,他与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等人协同进行了一项有关权力主义人格和法西斯主义的研究。1950 年,他们合作撰写了汇集其研究的心理学代表作《权利主义人格》。在这部著作里,阿道诺认为权力主义是某些人格成分的核心,具有这种人格的人更多地关心权力,包括本身行使的权力和服从上司的权力。

 1950 年以后,阿道诺重返法兰克福大学任教,讲授哲学和社会学。由于受到马克思、黑格尔和弗洛伊德等人的影响,他努力谋求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的综合。在哲学领域,阿道诺富有批判精神和正义感,坚决反对所有形式的“社会压迫”,不仅是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压迫,而且也包括专制的社会教育和社会文化。为此他曾著有《启蒙的辩证法》一书,该书在他逝世后的 1979 年被译成英文出版。

 此外,阿道诺还有音乐颇感兴趣。1938—1941 年,他在侨居美国期间,一方面为纽约社会研究所工作,另一方面还兼任普林斯顿广播电台音乐部主任。1949 年,他发表专著《新音乐哲学》。1952 年,回到德国后,他写了一篇颇有争议的论文,分析了瓦格纳的作品,认为这些作品是希特勒纳粹主义的起因。他的音乐社会学代表作《音乐社会学导论》在其去世后的 1976 年出版。

 埃尔斯·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1908—1958)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出现在美国的精神分析人格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其成名在于对权力主义的经验主义研究。她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嗣后,便开始用人生进程的观点研究人格。在维也纳大学期间,她致力于精神分析、逻辑实证哲学的研究,参与了当时的“科学统一”运动。由于她是犹太人,因此在纳粹横行欧洲时所遭遇的经历,为她在美国 20 年间发表富有成果的著述打下了基础。

 在美国,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结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流亡学者阿道诺,并与伯克利民意研究所所长尼维特·桑福德(R.Nevitt Sanford)和丹尼尔·莱文森博士(Dr.Danicl Levinson)合作筹划和发起范围广泛的反犹主义心理学研究。在这一研究中,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负责实施和分析有偏见者和无偏见者的临床访谈。他们的成果《权力主义人格》使得精神分析的临床洞察和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经验主义方法对社会性质和思想意识的研究发生重要影响。虽然该书由于方法论的缘故而受到过尖锐批评,但是仍不失为是对现时仍然重要且尚未解决的问题的不朽论述。

  二

  《权力主义人格》是一部关于社会歧视的著作。它的目的不在于对一些业已广泛传播的信息补充经验主义的证据。相反,它意欲探讨“人类物种学”这一新现象的崛起。作者将其中一部分物种称为权力主义者。这类权力主义者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权力追求者,他们拥有文明社会的典型思想和技能,但却坚持非理性的或反理性的信念。他们既是开放的又是迷信的,既是普通人又不想成为普通人,既追求人格的独立又倾向于盲从权力和权威。构成这种矛盾的人格因素,已经引起了现代社会心理学家的关注。本书就是从社会收理学角度研究这个问题的。

 系统地研究社会歧视的机制,尤其是研究社会歧视的人格类型,并非起始于《权力主义人格》。早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莫利斯·萨缪尔(Maurice Samuel)、奥托·芬尼奇尔(Otto Fenichel)等人已经勾勒了有关偏见者的心理图景。这些重要的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权力主义人格》在方法论在达到事例,并且探讨研究结构所必不可少的前提。然而,若想把人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既需要明确研究的目标,又需要一定规模的学科综合,而这恰恰是前人所无法实现的。《权利主义人格》的初衷是,以数十年来社会科学的发展为基础,将社会科学的各种学科达到有组织的合作水平,除了把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外,还意欲动员在不同理论领域和实证调查中创制出来的各种方法和技术,让它们为一个共同的研究目标服务。……这样一种使不同的社会科学和心理学分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方法充分体现在本书之中。社会理论、深蕴心理学、内容分析、临床心理学、政府社会学和投射测验等领域的专家彼此交流他们的经验和研究成果,经过密切合作,向读者展示了他们的成果:现代权力主义的要素。

 现代权力主义的核心要素是偏见和歧视。偏见是指对某些特定群体或成果持有某种否定性的消极认知和态度,这种认知和态度通常是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的。歧视是指由偏见的认知和态度引起的直接指向偏见目标的否定性消极行为。歧视源自偏见。凡有歧视的行为,必有偏见的认知和态度。偏见和歧视所针对的某些特定群体或成员,常与宗教、种族、政治或文化等有关。

 偏见作为一种态度,有其认知的、情感的和行为的成分。个体对某些特定群体或成员的偏颇预期,就是偏见这一态度的认知成分。偏见者在以偏颇的预期作出认知反应的同时,会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也就是说,在与偏见的对象接触时,不论是直接的接触抑或间接的接触,都会产生消极的情感体验,而这正是偏见态度的情感成分。偏见的行为成分表现在,偏见者用消极的行为方式对偏见的对象实施行动。当这种倾向在外显的行为中表现出来时,歧视也就发生了。

 偏见是以不正确或不全面的信息来源为基础的,偏颇的预期具有定型或刻板的特点,而偏见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则带有过度类化的倾向。定型和类化导致偏见者忽视个体差异和条件差异,并为第一印象的感受和判断所左右,根据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社会背景对特定群体及其成员进行归因。偏见作为一种不当的认知和态度,一理被具体化为外显的行为,就会出现歧视。尽管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许多制约行为的因素,以防御已有的偏见转化为歧视,但在特定的情境里,个体的偏见不免借行为表现出来而发生歧视。歧视的表现程度高低不一,低程度的歧视有情感色彩的言语贬抑或社交回避,高程度的歧视有暴力行为的表现等,歧视发展的极端便是来绝种族或宗教的屠杀。

 在《权力主义人格》一书中,作者对偏见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研究,并由此派生出一些新的术语和新的方法。新的术语如“表面敷衍”等,它是歧视的一种微妙而曲折的表现形态。人们对高歧视和低歧视是容易辩识的,正如权力主义人格》中提到的两个个案那样。但是,有不少社会歧视是非两极化的,它们既不极端的高,也不极端的低,而是以明显的迁就和表面的积极来对偏见的对象作出行为反应,目的是以甚少的代价作为换取自己在今后作出实质性的歧视行为的托词或借口。新的方法涉及态度测量的模式。

  三

  《权力主义人格》将偏见和歧视的研究与各族偏见和歧视联系起来,对种族中心主义予以了精辟的分析。种族中心主义这一术语最早是由威廉·格拉汉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于 1906 年在其《社会习俗》一书中提出的。萨姆纳运用这个概念意欲表达下面两层意思:(1)人们观察自身团体的一种倾向,并且以此为标准去评价所有其他的团体;(2)认为自己团体比其他团体优越的一种倾向。虽然上述两层意思至今仍在一些学术圈子里使用,但是种族中心主义这一术语更多地是指第二层意思,即认为自己的团体比其他团体更加优越。这个术语常与“内团体”和“外团体”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所谓内团体是指个体所属的团体,所谓外团体是指个体所属团体之外的任何团体。

 萨姆纳最初认为,种族中心主义是一种“人类本性基本的事实”。……然而,今天赞成这一观点的研究人员已经寥寥无几。现在,社会心理学家的基本共识是,种族中心主义并非一种“人类本性的事实”,而是特定环境的产物。

 所以《权力主义人格》的研究主要指向:(1)产生、增强和减弱种族中心主义的基本原因;(2)消除社会领域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实际意义。共中,尤以第一方面的研究为重。

 关于种族中心主义产生原因的研究,可以根据研究人员的不同研究角度而予以分类。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第二类是人际动务学的研究;第三类是社会结构的种族中心主义研究。《权力主义人格》属三类研究的综合。在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作者试图以法西斯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为背景。提示导致团体外敌视的根本心理原因。他们根据精神分析理论,分析了种族中心主义的人格动力结构,提出了所谓的权力人格。造成种族中心主义的心理动力包括压抑、投射和否定,而所有这些因素均会产生对其他团体的仇恨。权力综合症的起因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的家庭经历。在人际动力学研究领域,作者广泛引用了种族中心主义的参照团体理论。该理论特别注重团体对其成员的吸引力,以及这种吸引力与成员对团体的忠诚程度之间的关系:当团体对其成员具有奖励效应时,预示着内团体忠诚的增强;当内团体为某些复兴与外团体产生竞争时,内团体的忠诚可望增强;当内团体成员自以为自身的利益遭到外团体侵犯时,就会发生对外团体的敌意。人际动力学理论被看做是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种发展,因为它同时为消除种族中心主义提供了一种途径。也就是说,当内团体成员既个于社会分裂状态又不能提供社会奖励,而外团体不仅强大而且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时,个体的种族中心主义可能被消除,致使内团体成员逐渐尊重和接纳外团体成员而成为其伙伴的敌意对象。在社会结构研究领域,作者是从社会结构的组成来揭示种族中心主义原因的。例如,内团体的领袖之所以将一个外团体看作一种威胁,是因为这样做对维护团体内的秩序和驱力十分有利,由此导致种族中心主义的增强。在该领域,人类学家认为,团体所处的文化特征既能促进种族中心主义也能阻碍种族中心主义,正因如此,研究种族中心主义需要关注不同文化的亲属关系、权力分配、忠诚的结构,以及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同化和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顺应。

 尽管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各自提出了一些减弱种族中心主义的方法,但是,由于它们的研究限于某一方面,因而必然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正如《权力主义人格》所述,种族中心主义可能具有各种不同的根源,其中,有些起因不能戏剧性的发生变化(例如,社会的亲属结构、特定的亲子关系等)。为了减弱种族中心主义,研究人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接触假设”和“超层级目标”。就“接触假设”而言,研究人员调查了各种种族杂居现象,结果发现,通过增加不同团体成员之间的接触,有助于减弱团体之间的敌意,促进积极的相互关系。然而,后来的许多研究表明,要使接触产生上述的效果,而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包括不同团体的成员在共同决策时必须拥有相同的发言权,以及在共同的团体生活中必须拥有相等的地位。此外,研究人员在调查竞争性团体的过程中,提出建立一个共同的“超层级目标”,也就是说,当不同团体的成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工作时,种族中心主义将会被减弱。

 四

  《权力主义人格》还研究了权力主义者与其所处阶层的心理结构、特征、功能,以及形成与变化。阶层心理由心理过程、心理状态和心理特征所构成,包括需要、兴趣、情感、理想、信念、世界观、态度、舆论、传统和道德氛围等成分。由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经济状况、政治地位和社会作用,因而它们之间在观念、信念、理想、动机、愿望、兴趣和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乃至对立,从而形成不同阶层者的不同的认知取向、情感取向和行为取向,也即不同的人格心理特征。

 《权力主义人格》从三条基本途径研究各种阶层心理:(1)研究历史和当前存在的各种具体阶层的心理特征;(2)评述特点时代的各种阶层的不同心理特征尤其是创造时代特色的各种阶层的相互关系;(3)分析阶层心理与阶层成员心理的互动,以此了解团体心理和团体成员心理的相互关系。

 上述三条基本途径涉及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团体社会心理的结构,二是社会阶层的标签。就团体社会心理的结构而言,关键在于考察阶层心理的一些重要因素。

 就社会阶层的标签而言,它是一种将某些特定的个体及行为归入某一类别,并且予以定性或界说的倾向。《权力主义人格》抨击了标签论所谓少数民族成员和社会阶层较低成员容易犯罪和变态的评定。它将数据和分析两者结合起来,为现代标签论提供了一个实例。

 《权力主义人格》指出,有些人之所以把社会阶层作为背景,认为少数民族成员和社会阶层较低成员容易犯罪,是因为他们原本不是根据该行为的本来性质来赋予犯罪行为这种特征的,而是阶层意识或团体意识所强加给他们的定义。也就是说,由于邻里评价、学校教育、司法机关,以及犯罪矫治机构在处理这些阶层成员的行为时,给他们贴上了顺应不良的标签,致使不仅行为者本人会在不知不觉中修正自我的印象,而且社会也会由此营造一种不利的评价氛围,采取歧视、排斥的态度,使之陷入更为严重的困境,甚至真正犯罪。由此可见,社会阶层的标签论实际上是关于行为、思想、人—环境相互需要的评定依据。

 《权力主义人格》还指出,社会阶层的归类及其派生的行为,包含两个关键的制约因素:(1)立法者创立了迎合本土文化的行为规范和法律范畴,并对此进行阐释,从而建立准则,而不考虑少数民族的外来文化;(2)官方的控制机构,尤其是警察、检察官和其他具有政治权力的人物,对这些准则赋予了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并且运用这些准则将有些个体或团体同其他个体世界形势团体分离开来,甚至把前者界定为容易出问题的个体或团体。……具体地说,所谓社会阶层较低成员的问题行为,是社会阶层较高成员对前者的特定行为的反作用引起的,而那些具有贴标签能力的个体或团体,则是“有影响的人物”,他们运用分类标准将某些个体或团体予以归类,结果,有些行为就被视做“异常行为”,有些个体或团体就被说成“越轨者”或“顺应不良者”。

 五

  《权力主义人格》给我们的最深印象是,宣传对权力主义者营造社会偏见和歧视舆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宣传对象心理活动的规律,以及宣传活动对宣传对象如何产生效应的规律,是宣传活动的主要任务。宣传活动的目的在于转变人们的意识和行为,以达到既传播信息又对人们的观念、态度和定势施加影响的双重效应。

 早在《权力主义人格》出版之前,已有许多研究涉及有意或无意的宣传对心理活动的影响。例如,心理学创始人冯特(W.Wundt)就说过:“完全有必要把群众的心理作为系统的实验研究对象,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恰如其分地解释群众的心理现象。问题不仅在于从理论上予以认识,而且首先要把它的结论运用到政治、法律、教育、经济等领域中去。”看来,《权力主义人格》是赞同冯特这一思想的,该书作者运用调查、访谈、临床和投射等技术,对权力主义者的宣传的社会疚、经济疚和文化疚进行了研究。其中,最为显突的是关于定势心理的理论。

 定势心理的理论主要研究宣传活动的心理内容和心理规律。该理论认为,由一定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所促成的某种准备状态,决定着个体的继后的心理活动趋势。根据这一理论,宣传活动不能仅仅限于传递信息,还需形成听众对某些问题的态度,因为态度是个体对某些现象所持的一种社会定势,而宣传活动的裨就是对个体施加影响的过程。这里,外部环境和个体需要是决定意识和行为的两个基本因素,它们包括四个方面:内部因素包括需要和自我,外部因素包括现实和社会要求。当这两个基本因素作用于个体时,会使个体形成一种心理准备,这种准备给个体继后的心理活动以方向。定势的趋向特征表现为,个体作为一种完整的人格系统,会竭力使引起定势的因素(在有些情境里,这些因素可能相互冲突)在其心理内部直辖市一致,并在顺利运用的过程中得到强化。一旦遇到不一致,或者进行得不够顺利,个体就会重新评价冲突因素,改变对它们的态度,恢复稳定状态。宣传活动正是利用这一规律来达到其宣传效果的。

 《权力主义人格》是从平衡角度来考察定势变化的心理机制的,也就是说,改变定势的动力是定势成分之间失去平衡所引起的否定的心理体验。定势的某一成分发生变化,会影响与其定势有关的其他成分之间的平衡,结果整个人格系统就会力图恢复业已失去的平衡,于是出现新的定势,或者使原有的定势有稳定的前提下有所改良。正因如此,《权力主义人格》从分析定势变化的心理机制中得出两个具有实践意义的结论:(1)为使宣传卓有成效,必须信任宣传演说的指令机构,既相信它有权威,又相信它是内行;(2)重复一种宣传需要采取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手段,这样方能使宣传演说具有个性和特色。

 权力主义者十分注意宣传者的心理特征。对听者来说,最能影响宣传效果的心理特征是宣传者的威望。如果听众认为宣传者是一位很有威望的人,那么他或她对听众的影响就会具有很大的强度。这个问题涉及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若干效应:

 (1)名片效应。人们都希望从具有威望的人那里接受到可靠的信息,甚至是毫无批判地接受。在宣传过程中,由此机制获得的效果称做“名片效应”。宣传者在宣传时经常利用这种效应。例如,为了让社会阶层较高的团体对社会阶层较低的团体产生偏见,宣传者便利用社会阶层较高的团体受到利益威胁的特例进行宣传,因为这种舆论像名片一样具有“先声夺人”的功效。

 (2)自己人效应。宣传者与听众之间存在的具有某种意义的相似性,能够提高宣传者的影响力。这种相似性会使听众产生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从而把宣传者视做与自己同类,两者版此产生移情。例如,宣传者把宣传的主题组织到另外一些能为听众所接受的主题中去,以营造宣传者的观点和听众的观点相近的态势,从而起到动听众的作用。

 (3)遵奉效应。社会环境是形成和改变人们观点的重要因素。个体在行为过程中会自发地相互模仿,重复别人的行为,而且在这样做时往往意识不到这种倾向。权利主义者在制造舆论时,经常运用他人行为的榜样,以及他们之间众口一词的观点,使听众产生遵奉行为和遵奉观点。

  六

  《权力主义人格》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社会心理学需要关注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的相互作用,包括对个体政治心态、团体政治心态和社会政治心态的研究。社会存在决定政治心态,政治心态对社会存在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

 个体政治心态涉及个体政治的社会化。在《权力主义人格》中,它主要指政治在人格结构中的作用。权力主义者通过营造舆论,把那些自以为利益受到冲击的“受害者”组织起来,以他们追求的社会政治文化为基本特征,形成权力主义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准则。个全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是个体所处的特定的政治环境与其主观能动性交互作用的过程,亦是一个不断“内化”和“外化”的过程。由此形成的政治心态具有很大的主动性和选择性,并且是由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赣所组成的统一体。政治偏见是一种歪曲的政治认知,包括种族偏见、宗教偏见、政治人物偏见等;政治冷漠是一种消极的政治情感,包括人们对参与政治毫无兴趣,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等;政治信念是政治意向的灵魂。所有这三个组成部分,在《权力主义人格》中都有具体描述。

 团体政治心态涉及群众心理。《权力主义人格》把群众心理的基本特征概括为:(1)去个性化;(2)强烈的情绪色彩,在很多情况下情绪替代理智;(3)不安于现状,不满于现状,要求进步和改革。基于这种概括,它以团体动力学为依据,研究团体活动的内部机制,包括团体对其成员的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团体本身的行为规律等。与团体动力学密切相关的问题有五个,它们是:团体的领导权力、团体的凝聚力、团体的互动现象、团体的决策,以及团体的冲突和协调。尤其是团体的领导权力,它是维持团体正常运作并对团体成员产生约束力的基础。团体领导权力的不同的领导风格,会造成不同的团体心理氛围,从而影响整个团体的活动。

 社会政治心态涉及政治运动心理。政治运动的发生、发展、衰落、停止等,经历了一定的过程,心理因素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权力主义者知道,心理上的需要期望与现实中的需要满足不可能达到一致,而两者的矛盾有可能导致运动的发生。在此运动过程中,舆论能够影响民众心理,其中,设计让个体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威胁”,是引发政治运动的动力。《权力主义人格》主要描述了两种可能引发政治运动的动力:(1)民族心理。民族心理是通过民族文化体现出来的。本土的民族文化希望同化外来的文化,而外来的文化则希望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以免失去其个性。权力主义者利用这一冲突,以维护本土的民族文化为由,把保持外来文化的动机和行为视做异端或威胁,这就迎合了某些种族主义者的所谓民族心理。(2)变革心理。社会变革既是一场社会革命,也是一场心理革命。权力主义者深知变革的需求源自一定的心理动因,于是,他们利用存在于人们中间的刻板的心理定势、保守的舆论压力、失衡的心理期望等因素,作为要求变革的心理动因,借以排斥在他们看来对已构成威胁的其他团体和社会政策

 《权力主义人格》一书既具理论价值又具实践价值。对社会教育来说,没有捷径可走。若想回避复杂的研究历程和理论分析,就无法获得科学的结论。该书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发生在现代社会中的偏见,是无法通过单纯的驳斥来予以克服的。而对此社会现象进行系统的科学阐释,能够直接对偏见赖以存在的文化氛围作出改善。人类的文明史已有不少例子说明,民众的盲目祟拜不是通过宣传来消除的,而是通过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不懈努力,在研究了盲目祟拜产生的根源后才得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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